在现代社会中，我们常听到“男女授受不亲”这一古老的格言，这句话似乎是中国传统文化对男女关系的一条严格规条。它代表了对男女交往的谨慎与约束，但许多人并不了解，这句话的意义远比字面上所理解的要复杂得多。尤其是这句话的后半部分，这部分才是其中的精髓所在。
孟子，古代中国杰出的思想家和教育家，是儒家学派的重要继承人之一，世人常称其为“亚圣”，仅次于孔子。孟子的生活充满了艰难与挑战，出生在战国时期的他，身处一个社会动荡、礼教逐渐瓦解的时代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孟子的母亲，孟母，以她的智慧和远见为孟子的成长提供了坚实的教育基础。她三次搬家，只为给孟子提供一个有利的成长环境。孟母三迁的故事，充分展示了她为了孩子前途所做出的不懈努力。
正是这样的家庭和社会背景，帮助孟子从小便接触到儒家经典，渐渐形成了他独特的思想观念。孟子深信，国家的治理应以民众的福祉为根本，君主应施行仁政，才能赢得百姓的心，从而保证国家的安定与强盛。这一思想继承了孔子的“仁”理念，但孟子更加强调了社会对民众的关怀。他认为，只有人民安居乐业，社会和谐，国家才能真正强大。因此，他提出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”的政治理念，强调君主必须把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，而不是单纯追求个人权力。
展开剩余79%孟子的思想不仅仅局限于政治领域，在对人性的理解上同样充满智慧。他主张“人性本善”，认为每个人天生都具备善良的本性，只是在不同的教育与环境影响下，才会有所差异。这一观点对后世影响深远，成为儒家思想的核心组成部分，特别是在教育理念上，孟子的“性善论”给予了后代深刻的启发。
然而，孟子的思想在当时战国乱世的背景下，显得有些与时代格格不入。孟子早年曾在邹国任职，然而，正值社会动荡不安，孟子希望能在邹国实施自己的政治理想，提出的“仁政”主张却未能得到采纳。孟子意识到，单靠邹国的支持无法实现理想，便决定像孔子一样，带领弟子周游列国，寻找能够接纳他思想的明主。
公元前330年，孟子来到了齐国，齐威王当时正广纳人才，孟子得以在齐国的稷下学宫讲学。在这里，孟子与齐国学者展开了激烈的辩论，特别是与淳于髡关于礼制的争论以及与告子关于人性的辩论，尽管展示了孟子思想的深度，但齐威王依然没有采纳他的“仁政”主张，最终孟子决定离开齐国。
在随后的几年里，孟子先后拜访了宋国、薛国，并与滕国太子结识。在宋国，他提出的改革建议未能得到采纳，便决定离开。此后，他短暂停留薛国，最终回到了故乡邹国。公元前322年，孟子因弟子乐正子在鲁国得到赏识，被邀请到鲁国讲学。然而，由于鲁国权臣臧仓的干扰，鲁平公未能会见孟子，孟子的理想再次遭遇挫折。
尽管孟子一生周游列国，但始终未能看到理想的实现。最终，他回到邹国，专心著述《孟子》一书，并将更多精力投入到教学上，直至去世。
在周游列国的过程中，孟子不仅磨砺了自己的思想，还形成了独特的表达风格。他善于运用比喻、类比等修辞方式，把深奥的道理转化为简单易懂的言辞，试图打动那些固守权力的君主。其中，与淳于髡的对话尤为经典。当淳于髡问他“男女授受不亲，礼与？”孟子回答道：“礼也。”紧接着，淳于髡提问：“嫂溺，则援之以手乎？”意思是，如果你的嫂子溺水，你会伸手去救她吗？
这个问题表面上看似简单，实则暗藏玄机。在当时的礼教观念中，男女之间应该保持严格的界限，尤其是非直系亲属之间的身体接触是严格禁忌。然而，孟子并没有陷入礼教的桎梏，而是以超越时代的智慧给出了一个灵活的答案：“嫂溺不援，是豺狼也。男女授受不亲，礼也；嫂溺，援之以手者，权也！”孟子强调，在紧急情况下，救人应当优先于礼教，这是一种“通权达变”的思想。
这一回答不仅体现了孟子对人性的深刻理解，也显示了儒家思想的灵活性与实用性。孟子认为，在面对生死存亡的紧急情况下，应以实际情况为准，而非固守形式上的礼教。这一思想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无疑是突破性的，对儒家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孟子的思想在后世的影响逐渐扩大，尤其在唐宋时期，儒学得到了广泛传播。然而，程朱理学的兴起使孟子思想中的灵活性逐渐被忽视，礼教的权威性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孟子的“通权达变”思想被边缘化，甚至被一些保守派视为对传统礼教的不尊重。
然而，孟子的思想并未完全消失，尤其在清末民初，随着西方思想的传入，孟子的“人性关怀”和“灵活应变”的思想再次得到重视，并成为社会改革的重要思想来源。孟子的思想不仅在中国历史中占有重要地位，也对东亚地区产生了深远影响。在现代社会，孟子的思想依然具有现实意义，尤其是在性别平等和个人权益方面，孟子的灵活应变的思想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视角。
孟子通过对人性的理解与应变的智慧，强调了在复杂的社会中，如何在保持道德原则的同时，也能够灵活地应对复杂的局势。这一思想，今天依然为我们提供着深刻的启示。在新时代的背景下，孟子的思想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，值得我们不断传承和发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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